【1、1899年英国的反应】

1899年5月，法国驻英大使坎朋向德卡赛外长报告，称英国政府对德国突袭占领胶州湾表示极度愤慨，索尔兹伯里首相尤为不悦，并询问了此事。

为何德国人在拥有充足时间的情况下，未事先通知我国，便擅自占据了胶州？

法国公使毕盛于北京察觉，英使窦纳乐未出席德公使海靖离任宴。鉴于此，英国政府为制衡德国在远东影响力，正考虑与俄国缔结合作协议。

长期以来，英俄矛盾是列强在华争夺的核心。德国入侵后，英俄矛盾暂时缓和，英国欲与俄国协议划分势力范围，但俄国却意图将其影响力从满洲扩展至华北、黄河流域，含山西、河南、山东部分地区。

英国人震惊拒绝俄方要求。俄国遂要求英方界定“长江流域”为其势力范围。英方暗谋扩至“长江盆地”，涉上海至四川。经多次秘密谈判，双方于1899年5月签订《英俄协定》。

然而，该协定失去实际意义，因俄方拒绝了英方关于俄国不助他国在“长江盆地”建铁路的关键条款，导致协定中双方承认势力范围的条款变得毫无意义。

法国政府对《英俄协定》深感不满，认定该协定旨在将法国置于孤立境地。

德卡赛外长担忧英国欲将“长江盆地”变为如马来半岛或印度的殖民地。法国在此利益重大，1899年已在“长江盆地”投资超3亿法郎。

《英俄协定》签署完毕，毕盛公使向外长沮丧汇报：“中国被瓜分的事实，已昭然若揭，再难掩藏。”

【2、法国的“借口”】

毕盛力主法国参与瓜分，但保罗·坎朋与驻俄大使蒙特贝洛持异议。他们认为，英国重提“势力范围”，实则意在防范德国。

德国与俄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存在冲突，英国欲借此促使德国明确界定其范围。而德国工业界目前对华投资兴趣不大，对殖民活动亦缺乏热情。

德国界定势力范围后，便无法涉足长江盆地。他们推测德国对《英俄协定》不满，若德国不合作，法国将有机会与英国和好，因英国内心支持美国的“门户开放”政策。

因此，《英俄协定》意外地促进了法英之间的和解，成为两者关系缓和的催化剂。

德卡赛拒绝了毕盛提出与英国谈判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建议。1899年6月，德国对《英俄协定》愤怒不已，连法国驻德大使诺埃耶也对布洛的激烈反应感到震惊。

布洛夫认为《英俄协定》致中国大片领土受英控制，严重损害他国利益。1899年底，法国见英支持中国“门户开放”，山东地缘斗争暂息。但山东民情激愤，公使团需共商对策。

山东反洋运动初起时，法使华盛意图将冲突局限于德国教区。但至1898年末，法国护教区亦大规模爆发暴力事件。

1898年7月，巴黎海外布道会两名神父在广西遇害；10月，沙奈神父及13名中国教徒在广东被杀。同期，四川的余栋臣主要针对法国教士发起攻击。

10月底，赵三多起义也波及法国护教区。至1899年初，平原地区的法国教士纷纷逃离，教堂、教民房屋屡遭焚烧，同时抢劫事件也接连不断。

反教活动得地方绅士支持，部分地方官亦纵容，致其发展迅猛。即便山东局势紧张，毕盛公使仍断言，山东动乱的根源在于德国入侵。

他在致巴黎的报告中清晰指出，德国在山东的政策乃暴乱之源，且德方持续索求教案赔偿，令山东官员愤慨至极，遂有意忽视对教士教民的保护职责。

【3、新教传教士何以成为焦点？】

英国人对山东的民教冲突兴趣不大，因其根源在德国和天主教。外交部未将传教士视为政策制定的关键。1897年，李提摩太牧师在伦敦求见官员，却未获重视。

袁世凯接管山东后，拳民涌入直隶，方引起英国公使重视。英国新教传教士虽行事收敛，但仍遭当地百姓心怀不满。

新教教堂常具尖顶，被视为破坏风水之兆。其倡导的社会改革方案令士大夫深感不安，清廷视其为更大威胁，因其在华广泛宣扬改革思想。

新教通过办报、出书、建校，向中国传播了威胁体制的新思想。李提摩太、李佳白等传教士积极参与康梁变法。民族危机加深时，百姓无暇区分新教与天主教，只求驱逐洋人。

然而，保护在华新教活动最力者非英国，而是新教主导下的崛起之美国。19世纪90年代，美国对华政策重在阻遏列强瓜分中国，因中国解体将损害其在华利益。

然而，英、美政府均不愿在教案上纠缠，以免得罪中国。英国尤甚，不愿涉足民教冲突，更不愿为教徒利益与清廷对立。虽领事对传教士无感，但德占胶州湾后，教案成割地赔款新径，英、美开始重视。

英国作为强国，致力于维护全球势力均衡，因此鼓励美国成为保护新教活动的非正式代表，肩负起这一重要职责。

【4、美国的护教主张】

1909年初，总理衙门正式授予天主教士官衔，此举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。

中国政府政策旨在割断教案与赔款联系，拟将传教士纳入官僚体制，减外交官干涉权。此与防再割地决心相符。法使毕盛初支持，参与谈判，后觉将损法国护教权，遂反悔。

英、美政府起初感到困惑，初步认为此方案是法国阴谋。美国国务院令康格公使争取新教教士同等权力，但遭新教各会坚决反对，计划遂搁置。

英国政府初时忧虑此举会致新教教士失护，国教领袖对天主教在华获此地位极为不满。上海国教主教会议决议指出，天主教神父干涉中国地方政府已至需警惕之境。

武昌浸礼会教堂致信窦纳乐公使，称传教士非政府官员，不懂司法。上海新教联合会则要求新教教士享同等特权，唯不需头衔与品秩。

新教传教士视自己为主教，已获权与地方高官会谈，无需天主教主教头衔。在华新教传教运动依托各自民族国家，非天主教之梵蒂冈模式，故多新教教士为民族主义者，关乎国家利益。

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为表慎重，就相关事宜特地征询了国教坎特伯雷大主教意见，获否定答复后，教士头衔之事便被暂时搁置。

1898年，四川内陆的新教传教会遭遇不幸，一名教士名为弗莱明者被杀。

1899年初，山东沂州的抗教组织不仅对抗天主教，还袭击了新教教堂。同年，美国有2335名传教士在华，法国传教士亦众多。但法国护教权渐弱，美国教权则逐渐增强。

19世纪末，众多美国要员视传教为增进地缘政治利益的途径，地缘政治学家马汉即为其积极倡导者。他于1900年著书论述，若无早年传教士入驻夏威夷，该群岛或已为他国所占。

他坚信：通过合理的规划与执行，能够有效提升工作效率，确保项目顺利进行，同时促进团队合作，达成既定目标。

声称传教活动与和平发展及进步相悖的批评，实属荒谬无比。

巧合的是，美国公使康格出身于西部新教家庭，对传教极为尊重，常应传教士所求。他上任之初，为顺应教会意愿，迫使毓贤离职。众多传教士著作中，均对其护教之举表示赞赏。

【5、俄国的担心】

俄国与日本作为另两大列强，在中国未开展传教活动，因此，山东的动乱对它们而言，既是可乘之机，也伴随着忧虑。

俄国占领胶州湾、租借旅顺口后，引发列强租借潮，阻碍李鸿章与俄签约。戊戌政变亲俄派失势，两国关系恶化。1899年4月，中国拒俄扩建满洲铁路，反洋运动波及满洲。

尽管俄国东正教会于中国民教冲突中影响甚微，抗俄行动仍频发。1899年初，旅顺口爆发大规模骚乱，2000余农民在马承逵带领下，攻击俄税收站于中俄交界区，引发流血冲突。

1899年，俄国忧虑山东动乱波及全国，威胁其在满洲的利益及铁路项目，并怕引发列强武装干涉，损害华北利益。自1870年后，俄国在华守势旨在保护既得利益，故北京外交官反对公使团一致行动迫使中国。

【6、另类的日本】

日本对山东动乱的看法与俄国相异，既怀亚洲同情，又需顾全列强地缘政治。甲午战后，日本精英视中国问题为亚洲白黄种族斗争的一环，对西方“黄祸论”深恶痛绝。

1898年，著名政治家近卫公爵发表文章称，白种人加速瓜分中国，致使中日命运紧密相连，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斗争即将来临。

近卫组织了“共同文化社”，宣扬中日同源同种、文化相通。众多政府高层持相似观点，与近卫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
1898年5月，农商大臣记录称：

要真诚维护在华利益，需阻止中国被列强分割，进而争取和平，促进其发展生产与实力提升。待日与四方列强冲突起，我们方能在东亚维持力量平衡。

德国侵山东时，日参谋本部假意提议结盟。但其对清廷在胶州湾的同情获张之洞等认可。故“百日维新”后，虽助梁启超出逃，中日关系未恶化。孤立中的慈禧政权亦接受日方示好。

日俄在中国无传教活动，但中国反洋情绪或致列强军事介入。西方多海路进攻，俄国则陆路便利。故列强在华军事行动为日本所惧，1899年至1900上半年，日本对民教冲突保持低调，避免矛盾激化。

【7、从各怀鬼胎到联合行动】

在此情境下，各列强驻华外交官就山东问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，皆因各怀私念，彼此间缺乏信任。

即便反洋运动开始显现出绝对排外的倾向，各方仍难以达成一致立场，协调变得尤为困难。

然而，各国在华外交官共通之处在于，他们均对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持蔑视态度。

递交照会时，他们傲慢地命令中国顺从。1899年，中国政府虽竭力镇压拳会，却遭列强外交官嘲讽为不作为。此态度令慈禧太后深感列强对她抱有直接敌意。

但目前，列强外交官尚未统一行动，慈禧太后尚不必过分忧虑其政府被推翻。一旦列强联手，必将触动慈禧太后最敏感的神经：戊戌政变的合法性将受质疑。

1899年2月，英国传教士遇害。英使窦纳乐带领公使团借此契机展开联合外交，致使1900年初，历史因这场意外悲剧而掀开了崭新篇章。

世界历史上，危机常引发连锁反应。当各种引爆因素汇聚成强大力量，大危机便一触即发。因此，公使团共采立场之时，即是清廷内部政治危机爆发之际。

#百家说史迎新春#